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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一個孩童」或是「更多人」的終極生命選擇

文/呂苡榕    

「因為食物匱乏,營養不良的小孩比例極高,我曾遇過一天十幾個小孩過世。物資缺乏,許多在台灣輕易就能救治的病狀,在當地卻只能束手無策。」無國界醫生組織,在難以想像的人類世界「邊境」,維護最底限的生命尊嚴。

去年三月西非幾內亞爆發伊波拉疫情,各國醫療機構紛紛撤離,只剩下國際人道救援組織還留守原地。

為了協助控制疫情,「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MSF)派出超過一千三百名的醫生前往西非,並呼籲各國伸出援手。

六月初,敘利亞西北省分的城鎮遭到攻擊,血肉模糊的傷患湧進當地MSF支援的醫院裡。MSF也在第一時間透過網路募集物資,擴充救援能量。

如同防彈背心的白色背心

曾在一九九九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MSF,在世界各地設有超過六十個醫療救援項目,不少戰亂地區都能看見他們顯眼的白色背心。成立四十年,為許多戰亂地區帶來協助的MSF,同樣吸引不少台灣人投身其中,參與救援工作。原本在醫院急診室任職的謝岳哲就是其中之一。


謝岳哲參與無國界醫生,圖為他正準備替一名病人進行脊髓穿刺。 Joahna Cheng/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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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擔任住院醫生第一年時知道MSF,那時覺得可以到世界各地進行救援工作很酷。後來因為他們申請資格要求要有『熱帶醫學』知識,所以我先自費去英國上完課,才向MSF提出申請。」二○一二年參與了救援任務的謝岳哲說道。

雖然是毫無人道救援經驗的菜鳥,但謝岳哲第一個任務,卻是前往戰亂中的阿富汗,在當地的醫院中提供醫療協助。「其實一開始我有遲疑,因為畢竟有安全考量。」但瞭解MSF的安全規範後,謝岳哲還是決定冒險前往。

「訓練時組織也有給我們一本紅十字會出的手冊,裡面有教你『開車遇到駁火,該怎麼辦』、『誤闖地雷區要如何處理』,因為我們要去戰區,所以都會先翻一下手冊。」

雖然是前往戰區,不過因為MSF強調無黨無派,不偏向任何一方政權,因此MSF的營區,並不會受到攻擊,「同事間流傳著,穿上MSF的背心,就像穿上防彈背心。」謝岳哲笑著說。位於阿富汗赫爾曼德省的營區,也的確未曾受過戰火波及,頂多聽見遠方交戰的砲彈聲。


在阿富汗赫爾曼德省的布斯醫院,一位父親抱著8歲大的女兒正在候診。 Joahna Cheng/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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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阿富汗當地,謝岳哲受到的,卻是比戰爭攻擊更大的衝擊。「出發前心裡雖有準備,知道當地的狀況不會太好。但到了當地才發現,狀況真的很糟。剛剛到達時感覺很不真實,在台灣難免會看過一些重大傷病,但在那裡卻是完全不同生活。」

設備不足,全身醫術無用武之地

由於缺乏基礎建設,加上沒有乾淨水源,導致腸胃炎時常發生,但因為延誤就醫,讓當地居民往往因此出現併發症,送進醫院時幾乎已是重症,「像我們急診室曾經同一時間有六個小孩在做CPR(心肺復甦術)。」

另外因為食物匱乏,營養不良的小孩比例極高。「這些營養不良的小孩,會被安置在我們的『餵食中心」』,每小時固定灌食,並且要密集紀錄小朋友的排泄、體重和溫度。」如此綿密的醫療照顧依然無法避免幼兒大量死亡,謝岳哲說,他曾遇過一天十幾個小孩過世。

因為物資缺乏,許多在台灣輕易就能救治的病狀,在當地卻只能束手無策,「像我曾經遇過一個嚴重氣喘的個案,這如果是在先進國家,只要插上呼吸器就可以了,但現場就是沒有這個設備,所以你只能看這他一直喘,喘到心臟停止……。」

回憶起孩童的大量死亡,謝岳哲嘆一口氣說,雖然急診室經常有人過世,但一個剛要開始的生命就這樣消失,總是讓人不捨與無力。「但你總得保持一個冷漠的距離,否則每天情緒都跟著難過傷心,根本做不下去。」

而病患人數過多,也讓前線醫生在救援前線難免得做出抉擇,「有次有個小孩因為麻疹,引發上呼吸道阻塞。這其實不難治,只要給他吸入強力的血管收縮藥物即可。可是那個藥物的時效很短,只能撐半小時,所以得要不斷給藥。」

謝岳哲說,小朋友半天就用掉了十幾支藥物,接著他接到藥局電話,告訴他目前庫存只剩十幾支,下一批送達還要一個多月後,「藥局問我,還要再給嗎?」

協助在地人健全醫療系統

為難的是,這支強力血管收縮藥物,同時也可用在心血管疾病患者和過敏性休克的病人身上。換句話說,一旦用完藥物,之後送來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將無藥可用。謝岳哲找了醫療團隊其他成員討論,但大家最後還是把決定權交給他,讓自己決定該怎麼做。

「到現在我都無法回答,我這樣做到底對不對……,我沒有再給藥,然後那小孩就這樣過世了。」

雖然有心中無法放下的遺憾,但前線工作卻也充滿成就。例如MSF也會提供當地人員的訓練,待組織離開後,當地醫療系統能夠獨當一面。

「原本當地醫療人員連基本的急診檢傷分類、緊急處理都不太行,但我們訓練後,有一次有位婦人在急診室裡昏倒,當地工作人員已經可以迅速的進行檢查和處置。」談起MSF為當地留下的貢獻,謝岳哲難掩驕傲得說。

而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工作,謝岳哲也經歷了孤獨和病痛,「有一次我們外派人員集體感染腸胃炎,一個拉完肚子換另一個拉。那幾天躺在床上痛苦得要死,但他們早餐只有很油的鷹嘴豆和酸奶,那時我真的好想吃廟口麵線和稀飯啊!」也因為太想念家鄉的味道,腸胃炎康復後,謝岳哲拿出行李裡唯一一碗維力炸醬麵,「帶著滿滿的感激把它吃掉。」

三百萬名愛滋病患的首都圈

同樣受到MSF前線工作吸引而加入的還有鄭巧鈺,去年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服務的鄭巧鈺,擔任的是行政人員。雖然從小在南非長大,但剛果民主共和國卻是和南非的富裕環境截然不同的非洲國家,衝突不斷且愛滋人口眾多。「首都金沙薩的人口大約台灣總人口一半,而愛滋感染者就占了三%。」

得知要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協助愛滋治療項目的救援時,鄭巧鈺的父母有些憂心,但還是沒能攔的住女兒。

鄭巧鈺說當地的愛滋感染部分來自性工作者,「像我同事就曾在晚上看過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孩,穿著大衣站在路邊,只要有車子經過,他們就會拉開大衣,讓駕駛人看到大衣底下一絲不掛的身體。」除了協助重症病患,MSF也在當地舉辦衛教宣導,希望從源頭減少感染。


鄭巧鈺(前排左二)2014年2月出發至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沙薩。 Joahna Cheng/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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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行政人員不像醫生會在第一線接觸病患,從病人及家屬身上體會感動,但鄭巧鈺卻是在投身MSF的工作人員身上看到助人工作的價值。「有次有個當地的工作人員心臟病發作,她來辦公室請假時臉色死灰毫無生氣。之後她經歷開刀住院,兩個月後才重新回來工作。」鄭巧鈺說,但是當她重新在醫院遇到這位工作人員時,卻發現她氣色紅潤、容光煥發。

回來後仍舊期待再度前往

「她說她在住院期間看到身旁都是自己的同胞,因為病痛而受苦,每一天看著周圍的病人想著:『我一定要好起來回去工作,為他們服務』。」鄭巧鈺說,離家在外難免會有低潮,會質疑自己為什麼拋下家人親友千里迢迢來到這裡,但看到裡頭工作人員對於助人工作的熱忱,讓她找回當初加入MSF的初心。

物資缺乏,加上各種文化衝擊,讓前線工作並不輕鬆,但回到台灣後的兩人,仍舊嚮往前線工作。

「有一陣子我是前線唯一的醫生,那陣子很累、每天壓力好大。有天晚上我睡不著,坐在外頭階梯上,晚上沒有電,只剩下滿天星光,還有遠方的爆炸聲。那一瞬間你會覺得,好像真的可以沉澱下來。」回憶起在阿富汗的救援工作,謝岳哲的語氣,充滿了對前線的眷戀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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