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

張愛玲滿是跳蚤的晚年華服 (上)

吳佳璇    

喜愛張愛玲(1920-1995)作品、研究作家生平與相關文化現象者都有個共同疑問:嚴重困擾張愛玲晚年的蟲患,究竟是怎麼回事?

文學評論家水晶是最早向讀者披露張愛玲染上跳蚤居無定所的人。在此之前,僅少數與張保持通信的友人知情。發表於1985年9月21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張愛玲病了〉(注1)一文,直指蟲患為心理病,引述的是與張有超過40年情誼的宋淇提供,同年3月17日張致宋的私人信件影本。



此舉當年掀起萬丈波瀾。無論是友人(多半兼具學者與忠實讀者身分)與書迷,都難以接受張愛玲患精神病的打擊(包括水晶本人)。水晶於前揭文繼續辯解:「……信寫得細膩深刻,寫跳蚤的兩段很合邏輯,有一貫的『張愛玲筆觸』,不像是一個精神病人的囈語」。



病中的宋淇趕緊寫信為自己闖禍致歉,稍後得張回覆,大大鬆了一口氣(注2)。擅自引用宋淇求助信的水晶,顯然未得諒解,10年後為張追悼文時,仍深深懊悔當年的「粗疏與不敬」。



基於景仰、愛護之心,此後張所接觸者發言,傾向強調晚年的她「氣定神閒、頭腦清晰、反應敏銳」,「始終思路清楚,對他人亦如往昔一樣謙和多禮」,甚者認定「心理出了問題全屬無稽之談」。離群索居是「美國式文明的基本權利」;汽車旅館來來去去如大隱於市,則是「神仙般的生活方式」(注3)。至於可怕的蟲患,僅止於呼應少作〈天才夢〉中絕妙好辭「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的感性層次。



1995年張愛玲去世,筆者剛巧也在那一年走上「探索人心」的精神醫學之路。入行之初懵懵懂懂,偶然拾起皇冠版《傾城之戀》與《第一爐香》,便如胡蘭成坐直身體,從讚嘆、折服未受任何心理分析訓練的張愛玲,極其精妙地駕馭文字展現其洞悉世情的天才開始「看張」。



接受發掘故事「專業訓練」的我不久又發現,要理解「張看」得進到「後台」,從不同時期寫給不同對象的書信、親友憶往、甚至(生前)未發表文稿交叉比對、推敲,盡可能貼近她的生命史。這功夫自非我所創,是人類學、精神醫學裡一門名為「疾病誌」(pathography)的學問。



拜近年張生前書信與未發表文稿大量露出之賜,使祖師奶奶棄世後方興未艾的「張學」,進入「一台弦外之音齊鳴的演出,沒有前後台之分」(注4)的時代,連我這個文學「圈外人」也想跑跑龍套。我直覺以為,張愛玲的讀者與友人難以接受她晚年的蟲患是精神病的指控,應是精神疾病被誤解與烙印化(stigmatization)現象的絕佳案例。為驗證我的假設,第一步便是以科學精神檢驗相關事證,重建事件發展始末,試圖回答「張愛玲長年遭跳蚤騷擾可是精神病的表徵」?



「蟲患」始於1983年秋(注5),公寓管理人通知所有住戶配合出清櫥櫃噴殺蟑螂。由於不配合者將逼遷,張只得暫將東西搬出屋外,稍後卻發覺此次搬動帶回鄰居貓狗的跳蚤,人蚤大戰於焉展開。



除蚤無功,張愛玲搬離位於好萊塢住了12年的公寓(1825 N Kingsley Dr.),就近另覓住所(1749 N Serrano Ave.)。相安無事十天,屋主不願再租冰箱,建議她去買二手貨。張卻發現舊冰箱底層帶回一隻特別厲害的跳蚤,即使花了上百元買的除蚤劑也殺不掉。匆匆「把東西存倉庫,從當年聖誕節起一天換一家汽車旅館,一路扔衣服鞋襪箱子,搜購最便宜的補上」,只是如此大費周章,「還是住進去數小時後就有fleas」。



1984年夏秋,蟲患稍歇,林式同協助張愛玲找著一間寬敞的公寓(1538 N Vista St. W. Hollywood),雖沒跳蚤,蟑螂與另一種小爬蟲倒不少。簽了一年合同,且買了台新冰箱,兩個月不到跳蚤又來了,且「演變得更棘手」,只得恢復一天搬一次家,忙得睡眠不足的生活。



自此及至1988年2月再度租屋,親近張愛玲的友人莫不為她居無定所憂心忡忡,互相探詢她的狀況,一片癡心的水晶更在1985年秋衝動發表〈張愛玲病了〉。



蚤患方酣,林式同是此段期間唯一見著本人的人。林文〈有緣得識張愛玲〉(注6)提到,第一次見著張愛玲便是在近市中心的汽車旅館,時間約莫1985年夏。歷時五分鐘的會面裡,林見到「一位高高瘦瘦、瀟瀟灑灑的女士,頭上包著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著一件近乎灰色的寬大的燈籠衣」,「腳上套了一雙浴室用的拖鞋」,走起路則是「無聲無息地飄了過來」。自始至終含著笑臉的張愛玲氣定神閒、頭腦清晰、反應敏銳,讓林有「被觀察」的感覺。



躲避跳蚤之餘,張愛玲不忘留神金融訊息,無論是擔心銀行倒閉不辭勞苦換一家存錢,還是留心利息高低,都是典型張氏作風,另面反應她自幼強烈的不安全感。



根據處於逃難、近乎失聯的張愛玲所發出的有限信件,她描述跳蚤習性是「最善適應的昆蟲接受挑戰,每次快消滅了就縮小一次,終於小得幾乎看不見,接近細菌」;還說自己「上午忙搬家,下午出去買東西補給藥物與每天扔掉的衣履及『即棄行李』──大購物袋」。即使兵疲馬困,她不忘斬釘截鐵否決醫生的診斷──無論是暗喻心理疾病的"a lace in my bonnet"(女帽上的一條絲緞),過敏症或任何皮膚病。



直到1988年2月,張愛玲在整理累積多時(年)的信件時,偶然發現鄭緒雷(筆名司馬新)介紹的皮膚科醫生,立刻掛電話預約就診。張稱讚「醫道高明,佩服到極點。診出是皮膚特殊敏感。大概fleas兩三年前就沒有了。敷了藥效如神,已經找了房子定居」(注7)。從藏匿兩年的北郊先搬回市中心的汽車旅館,等不及林式同代尋,直接進住附近小巧的新公寓(245 S. Reno St.)。



6月初,張愛玲又提前搬離,這回不為跳蚤,為一位特殊「鄰居」──一位來自台灣銜命採訪的記者,租下隔壁公寓邊窺視作息,邊掏張丟棄的垃圾做文章,令她「毛髮皆豎」,「皮膚病忽然又惡化」。



住進林式同新造的出租公寓(433 S. Lake St.)年餘,蟑螂螞蟻小花甲蟲全有,蜜月期已過,張愛玲擔心「可能就快有fleas了」。1991年7月,為了多過好萊塢舊屋十百倍而應付不來的蟑螂,71歲的張愛玲搬了此生最後一次家,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所在的西木區(10911 Rochester Ave.)。



除了跳蚤,張愛玲對蟲反應向是風聲鶴唳,連通訊郵箱發現螞蟻都必須立刻換掉(注8)。同時面對高血脂症、心血管疾病、難纏的感冒及牙病,忙著看病的張愛玲生活作息大亂,睡眠障礙日益惡化。心力交瘁之際,曾發想「祈禱可能有效」,旋又自嘲「不信宗教無法祈禱」。



1995年,皮膚病嚴重惡化,「藥日久失靈,只有日光燈有點效力」。怕店裡不乾淨,花300美元買燈回家,一天照23小時。怕光照不進,還隔幾天就剪髮。烤乾的皮膚保護力盡失,臉上、耳朵、肩膀盡是傷口。同年7月底,還打算搬家,終究沒力氣再搬。9月8日林式同收到房東通知張愛玲已經過世,趕往察看時,日光燈仍兀自照著躺在行軍帆布床上的張愛玲。





※延伸閱讀:

‧張愛玲滿是跳蚤的晚年華服 (下)



【完整內容請見《聯合文學》九月號311期;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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