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

建構兩岸和平合情合理的框架──黃年倡議的「大屋頂中國」

文/高希均    

國共兩黨領導人連戰和胡錦濤2005年在北京歷史性的會晤,啟動了兩岸冰山的溶解,其膽識與貢獻遠超過諾貝爾和平獎。



2008年5月馬英九接任總統,立即抓對時機,展開直航,縮短了半世紀以來兩岸空間、時間及人心的阻隔,其對能源、環保、人心安定、兩岸交流的良性影響,不可低估。





三位領導人,十年內在兩岸關係的歷史方向盤上,留下了他們的航線圖。



剛接任為經濟大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既面對美、日等國空前的挑戰,但也掌握了開拓新領域的機遇。一個大機遇即在接任之初,就向全世界及全球華人示範:果斷地對兩岸關係,沿著連胡馬的航線,做出與時俱進的修正,乘風破浪,再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黃年倡議的「大屋頂中國」,正可視為一個新航程的藍圖。



如果習、馬二位領導人在三年內合寫兩岸和平新頁,這會是21世紀中國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



(一)「中國結」不是死結



當22年前(1991年)的春天,台北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時,做為研究委員之一,我寫過〈不再分裂的中國〉一篇短文,摘引二段文字:「當前的中國是分離的、對立的、分歧的;當前的中國人是分散的;一邊有地理的中國、歷史的中國;但沒有民主的中國、現代的中國;另一邊則建立了現代中國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雛形。」



接著又指出:「這就是1990年代初期錯綜複雜的『中國結』─分離而不能永遠分裂,對立而不能永遠敵對。但這不是個死結,因為當前的中國有一點是一致的:北京與台灣都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不能獨立。中國只有一個,中國應當統一。」(註:其他研究委員尚有丘宏達、金耀基、馬英九、宋心濂等) 22年過去了。兩岸之間有過數不清的、公開的、不公開的討論會、訪問與交流。他們的貢獻也許只能概括為:多了些交流,少了些誤判。



(二)「大屋頂下的中國」



除了經貿往來,兩岸其他領域進展緩慢。台灣這邊當然出現過不少企求「突破」僵局的建議,從沈君山教授的「一國兩治」、陳長文教授的「一國良治」、蕭萬長先生的「共同市場」、黃年與曹興誠二位的「統一公投」、張亞中教授的「一中三憲」、謝長廷先生的「憲法一中」,再到另一極端的二位前總統的「兩國論」及「一邊一國」。對這些想法,對岸基本上是不做積極回應,對台獨傾向則嚴厲譴責。



此刻出現了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兩岸交流架構,且在時機上恰好呼應了中共先後二位領導人胡、習所稱:「兩岸關係要做合情合理的安排。」這就是《聯合報》總主筆黃年論述多年所形成的「大屋頂下的中國」。引用作者自己的解釋:



在大屋頂中國下,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中國,二者皆是一部分的中國, 同屬「一個(大屋頂)中國」,亦即「兩岸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合成的一個中國」。



不能低估這69個字。它是作者20餘年來長期撰述社論的成果。黃年先後提出過具有創見與巧思的「筷子理論」、「屋頂理論」、「杯子理論」、「渡河論」、「統一論」到「連結論」 、「目的論」到「過程論」、「台灣海峽是斜的」、兩岸「新新三句」等(頁23參閱《天下文化》總監吳佩穎編製的「大屋頂中國時代演進簡表」)。再審察兩岸最近情勢及可能的變數之後,他出版了這本應當受到海內外讀者重視的書。



黃年在2萬字「前言」的後半部,歸納出「大屋頂中國說帖二十條」,逐條辨析及解讀各種可能產生的利弊。譬如:



(1)有了「大屋頂中國」,就避免了「我吃掉你,你吃掉我」的疑慮。



(2)對台灣,減少台獨的內耗;對大陸既減輕「防獨」的承當,又減輕「促統」的負荷,更免於「承諾的陷阱」。



(3)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是一部分的中國,可使台灣人民的「中國」與「中國人認同」,得到成長與發展的著力點。



(4)兩岸面對當前「統不得,獨不成」的處境,「大屋頂中國」減輕了雙方的政治壓力。



(5)當「民主台灣」提升至「民主中國」,其「中國」是「求同」,「民主」是「化異」。



就台灣人民來說,最大的存疑或許是:北京真能有那種大格局、大氣魄接受中華民國為「民主中國」嗎?黃年呼籲北京要珍惜台灣今天在民主政治及歷史文化上的成就,不可持強凌弱。在當前「特殊情況」的現狀,中共要展現出對文明應有的高度,對歷史應有的器識,這是「中國」給世界的示範。



當前的「社會主義中國」,已經昂然地站在世界舞台上。美國新國務卿凱瑞,11月下旬在參院提名作證時說:「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應全力加強與中國的關係。不必彼此敵對,限制了很多問題上的合作。」



存有眾多利益衝突、國情不同、制度懸殊的美國與中國,還必須力求避免「彼此敵對」,「兄弟情誼」的大陸與台灣,當然更要相互照應、彼此合作、共同整合。我自己是多麼地希望:雙方不再存「誰吃掉誰」的疑慮之心,卻擁有「誰來幫誰」的急切之情。中共當局自會估算,在兩岸協商中,是要與國民黨,還是要與民進黨打交道,才比較容易取得共識。



黃年敏銳地道破:過去兩岸在試探及協商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在「不承認」,因此現在改善的答案在「承認」。「大屋頂下的中國」即是要「承認」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



近半世紀兩岸都以「不」來表達政策。1979年蔣經國總統提出三不政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2000年陳水扁接任總統時提出「四不一沒有」。2008年馬英九接任總統時宣布「不統、不獨、不武」,以後又增加「互不否認」「互不承認」。總之,台灣的心態是不趕路、不急進、不冒險,不得不「步步為營,面面俱到」(陶百川先生語)。



沈君山教授是當年另一位國統會研究委員。這位對兩岸關係用心多、用情深的才子學者,在1990~1992年間,曾與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有過三次長談,與鄧小平常有交往。他在2004年指出:「台灣的圈子,本省人強勢,外省人弱勢;大中國的圈子,大陸強勢,台灣弱勢;世界的圈子,美國強勢,中國弱勢。一個圈子裡,大的、強勢的容讓著小的、弱勢的,才能團結融合。」



因此,大家在等著看,和平崛起的中國,是否已有足夠的自信,接受台灣的新稱呼?



研究領導學的西方學者常提倡一個論點:領導人要投入最多心力的是:「創造新機會,不是解決舊問題。」進入第二任的馬英九總統,如果真能完成「大中國屋頂」,那麼他在歷史上就會是一個大功臣,既解決了舊問題,又創造了新機會。



(三)落實「合情合理」的安排



當北京接受「民主中國」與「社會主義中國」對等的稱呼時,「大屋頂」架構就產生了大突破。這一過程不容易,但不是沒有機會,因為我認為「大屋頂下的中國」:



──這個說帖有說服力,有邏輯性。



──這個架構,有彈性,有包容性,也就有可行性。



──這個理論,前後呼應,兩岸共利。



或許是巧合,「大屋頂中國」的倡議,完全符合去年11月中共18大政治報告中,「面對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兩岸政治關係,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如果把「大屋頂中國」勉強譯成英文:China Under one Roof Expanded,以便縮寫成CURE,它就變成了破解兩岸停滯不前的「藥方」。那不也是很巧合嗎?



或許有人建議把原先的「大屋頂下的中國」頭三行字改成: 在「大中國」屋頂下, 中華民國是「島嶼中國」(Island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大陸中國」(Mainland China)。



如果這樣的對等稱呼更中性,更有機會被接受,相信倡議者也樂見其成。



歐洲的烽火,在經濟共同體的運作下消失了;兩岸的領導人過去半世紀中,曲折不前;2005年連戰的「和平之旅」啟動了良性互動,2008年馬英九的直航與ECFA簽訂,終於「曲直向前」(星雲大師的話)。



如果「民主中國」被接受,它也就可以淡化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代對「中國」一詞的醜化與切割,以及修補台灣輕易地把「中國」一詞送給對岸的解釋權。



面對僵局,任何方案不可能無懈可擊,在不完美的各種方案中,設法找出一個相對可以為各方接受的架構。「舊思惟」中無法產生「新格局」;正如「舊地圖」中找不到「新航程」。黃年倡議的「大屋頂中國」架構,為兩岸提出了新格局與新航程。



(四)出色的公共知識分子



這位得過台灣所有重要新聞評論獎的作者,20年來一直自勉要做憲政改革的守門人、黑金政治的批評者、兩岸關係的尋岸人。在所發表的社論及七本著作中,他已經遠超過一位公共知識分子能盡的言責。但在一個言論自由又充斥民粹、在政治民主又極度泛濫的台灣,宛如當前歐美社會一樣,再好的「言之成理」的建議,也都難以變成公共政策。這是美國得過三次普立茲新聞獎的佛里曼的感歎,是否也會是黃年的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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