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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短居在花蓮的時候，我曾經去過幾次林田山。那裡現在是以「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而為像我這樣的觀光客所知的。整個園區，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有兩處：一是被火災燒毀的屋舍，建築物全毀，但從地上的痕跡，猶能見到當時房間的格局，何處是門窗、何處是浴廁清楚可見，唯所有門牆屋頂都不存在，走在其中，頗有種真幻難辨的奇異感覺。二是一座廢棄的國小——它的操場被改做停車場，每當停好車，前方就是一整排教室，學生奔跑的走廊、高度小巧的洗手台俱在，只是通通堆滿了雜物和居民晾曬的舊衣。教室窗格破碎，有的牆面半坍，有的被裝上了鐵捲門，從外面看進去，好像都住著一小座一小座的叢林，什麼都有可能竄出來。唯有走廊盡頭的廁所，還新簇可用地維持原來的功能。
這是我見過最美的學校。據說，之前本來還留下更大面積的校舍廢墟，這排教室已經是碩果僅存了。
所以，當我讀到《邦查女孩》裡面，古阿霞努力重建的廢棄國小，校舍被挪作豬圈的時候；當我讀到小說末段的森林大火的時候，明知小說的場景和我所看到的很可能有落差，但還是難以自抑地疊合了小說與我的記憶。
而這或者正是像《邦查女孩》這樣的寫實小說，最頑強也最悲傷之處。頑強是說，建物會焚毀、聚落會離散，但只要作品被寫出來，現代的印刷品典藏和數位資料儲存，幾乎能夠保證這些記憶能與人類文明相始終。但也是悲傷，小說是必然的遲來之物，總是在事物已經或快要消亡之刻才會出現。而且無論如何寫實，文字終是無法取代事物本身，頂多作為一種補充的派生物。而當本體完全消亡，只剩下文字的時候，那也就註定只能在讀者心中留下不精確的心象。
往好處想，不精確也就意味著有模糊、曖昧、在創造的空間。甘耀明打造的摩里沙卡，將會是一個純真、溫和、照拂著柔柔笑意的地方。不同於《殺鬼》，在奇詭瑰麗之中有著深重的歷史傷痕，並且具象成為血肉上的折騰（被炸彈炸過的螢火蟲人、把自己種在土地上的老人、拒絕與親族分離而血肉融混的意志力，還有以肉身擔當戰爭機器對抗機器巨獸的咬牙橋段），《邦查女孩》也有歷史、也有傷痕，但卻多能有溫好的結局。尤其在小說前三分之二，每一卷幾乎都是一個兩難衝突，雙方都其情可憫，某種不可化解的情緒對撞在一起，不斷預示著必然的悲傷橋段，然而甘耀明卻總能突出妙手，把球「救」回界內。比如勇犬胖浪咬死了小學生們最尊敬的母豬「朱大媽」，小學生決議吊死胖浪。這本來是個無解之局，雙方都是讀者會認同的正面角色，但甘耀明安排了一隻黑熊出場，給了胖浪表現並且取得原諒的機會。
如是情節不斷出現，不禁讓我想起鍾理和的《笠山農場》。不管是《邦查女孩》還是《笠山農場》，總有一種溫厚的、彷彿來自大地的力量支撐著一切。殘酷的事情會發生，但也都會過去、都能被治癒。這樣毫無火氣的書寫，幾乎是一種人格的展現（尤其考慮到鍾理和的貧病交困，而整篇小說渾然無一絲火星，更覺難得）。我很不喜歡用這種詞彙，但這真的是一種修行、一種境界。
那是一種接近無限的純真。但如果只有純真一色，難免讓小說落於天真、濫情。幸好，甘耀明在結尾的處理，揭露了某些看似巧合的「奇蹟」，背後是怎樣苦心孤詣的運作與算計。純真如同「透明」，唯有另外一種色調墊在底下才能讓我們真切感覺到。在森林與學校、在傳統技藝與工業技術、在利益與純粹的夢想之間，甘耀明想寫的並不是倒向這些拉扯中任何一方的小說，而是人在其中可能的善意與堅強。小說最後刻下的是無可挽回的悲劇、以及可能永遠解不開的誤會。那是甘耀明出給角色、也出給讀者的一組題目：你如何能繼續堅強、善良而溫厚？你如何還能繼續純真？
走過這段長長的小說之旅，我們或者也就能好好在我們生活裡，回答這些問題。
朱宥勳
一九八八年生，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創作補助、全國學生文學獎與台積電青年文學獎。在寫小說、讀小說、學一點理論的同時，也是棒球和電競的觀眾。曾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二○一三年起，與一群朋友創辦電子書評雜誌《祕密讀者》。曾出版小說《誤遞》、《噩觀》、《暗影》，文學研究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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