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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研考會民調顯示，十大民怨中，「高房價」及「貧富懸殊擴大」為民怨之首；新台灣智庫調查，有八成民眾認為「貧富差距嚴重」。貧富差距問題已延燒到政治，兩位總統候選人都積極提出改革方案，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將「解決貧困問題和縮短貧富差距」列為競選主軸，是這次大選無以迴避的辯論議題。
現行稅制不利財富重分配
國際常以「基尼指數」和「家庭所得五分位法」來衡量貧富差距指標。基尼指數是衡量每個百分點家庭所得變化，基尼指數最大為「1」，最小為「0」，係數越大者表示所得差距越大。經濟學者以「0.4」作為分配不均的警戒線。台灣在1970年之前都在0.25之間，當時被讚譽為「所得較平均的國家」，但之後即破0.3，2000年為0.326，2009年升高至0.345，顯示所得差距逐漸惡化。
以家庭五分位法來衡量，最高所得家庭和最低所得家庭原始差距為7.72倍，經由稅收和社福補貼，縮小為6.19倍，降了1.53倍。然而，經由租稅達重分配的功效只縮小0.11倍，只有3％的功能，97％是政府的社福補貼，租稅幾乎失去財富重分配的效果。
通常政府透過租稅制度進行財富重分配，採累進稅率，越富有的人用越高的稅率徵稅。台灣個人綜所稅便是採此方式設計，但為何無法達到這項功能？
有錢人免稅，受薪者萬稅？
不課資本利得稅(註)，是稅制不公平的根源。錢滾錢賺進大把鈔票者不用繳稅，而薪資所得者，以血汗辛苦賺取報酬者卻錙銖必較。台灣富人累積財富，八成均來自炒股票和房地產的獲利，但是證劵交易所得不用繳稅。世界各國鮮少不課證所稅的，歐美、日、韓皆無免稅優惠，連香港和新加坡也只對非經常性小額獲利者免稅。
炒作房地產按土地公告現值和房屋評定價格課稅，未達市價的四成，嚴重偏低，在獲取暴利誘因下，形成一窩蜂炒作與哄抬房價，使受薪階級無力購買，蔚成民怨。
甚且，有錢人透過政治獻金，遊說府院進行修法，制定富人租稅優惠的法案。1990年通過《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實施二十年，每年稅損高達一千五百億元；1998年實施「兩稅合一」，企業所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讓股東可以抵減，形成股東即適用促產條例免稅，兩稅合一又有優惠，重複減免，造成不繳稅還可以退稅的奇怪現象。加上保險所得免稅和長期以來境外所得免徵，皆成為富人逃、避稅主要管道。
2006年財政部公布，全國排名前四十名的富人，其中八位不用繳稅，十七位只繳1％的稅，全國譁然。而報稅所得資料顯示，薪資所得竟占七成五，OECD國家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由美、英、法等34個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平均則是四成九，顯然台灣的稅負重擔都落在受雇者身上，租稅不公平可見一斑。
經濟成長，稅收為何沒增加？
兩黨領導人在競選時都稱：減稅是為了促進投資，經濟一旦發展，稅收便會跟著增加。這就是減稅會帶來稅收增加的謬論，源自於美國前總統雷根推銷供給面經濟學派的理論。君不見造成美國赤字連年，國債破表，就是雷根、布希為富人減稅的後果嗎？
由於過度減稅，稅制敗壞，使得稅負彈性小於1。如果等於1，當經濟成長一成時，稅收也會增加一成。而我國稅負彈性只接近0.2，當然不可能隨經濟成長而增加稅收。
1990年至2000年，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7％，2000年到2010年為4.5％，但稅收增長有限，以致二十年來政府預算均在一兆三千億元和一兆七千億元之間打轉，稅負依存度由七成逐降至五成，稅收不足，政府只得以舉債和變賣國有土地、股票來支應。
去年經濟成長率為GDP的10.8％，但租稅平均負擔率卻降至歷史新低的11.9％。比城市型香港、新加坡的13％還低，一般正常化國家平均稅負率都在20％以上，韓、日、中、美皆然。OECD國家平均為28％，歐盟則高達35％。我國在1990年亦為20％，如今降到全球最低，是過度為富人減稅所致。
富比世最新富豪排行榜，台灣比去年增加7位，有25位入榜。台灣前十名富豪財富從300億美元增加為407億美元，財產暴增三成。而勞工每月所得不及二萬元者，高達104萬人，比金融風暴那年增加22萬人。經濟成長果實均落入富人口袋，而他們卻只繳一點點的稅，貧富不均怎不加速擴大？
公平稅改才能實現社會正義
但近來的兩次稅改都是反向改革，第一次稅改結果，是土增稅減半和降低稅率。第二次稅改，以產業創新條例取代促產條例，繼續補貼企業、減免租稅；營所稅率由25％降到17％；遺產贈與稅由55％降至10％。筆者一聽到「稅改」不禁憂慮，一再倒退的稅改，不過是政商勾結，圖利富人的把戲。
檢視稅改的兩個指標：一是提高國民平均租稅負擔率至20％，以健全財政。為避免全民加稅的顧慮，二是降低薪資所得的稅負，薪資占報稅所得比率應由目前得75％降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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