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

過去不遠,步行可達 ─印記在南澳古道的歷史

文/葉品妤    

條條古道貫穿台灣史





台灣的古道種類與數量繁多,基本上反映著時代背景與歷史文化的脈動,尤其是貫穿山區的古道,穿過不同族群的部落與文化圈,刻畫著先民的生活印記,也訴說著一頁頁血汗交織的台灣開拓史與殖民抗爭史。





早期的台灣是以原住民為主的原始社會,這群島上的主人翁散布於各地,部落之間因相互往來、狩獵、採集,開闢了大小不一的路徑,也有因為親族間祭典、通婚而走出的姻親路,或者為尋找新獵場或部落遷徙而深入山林所踩踏出來的越嶺道,在自然中形成不少古道。





爾後隨著漢人陸續遷移來台,原住民部落的重心逐漸移往山區,且經歷了荷西、明鄭、清領、日治、國府等至少六個以上的統治政體。為了獲取台灣的豐富資源並控管人民,這些統治者分別開闢出各種形式的道路。四百多年來,在不同民族為了生存而衍生出的衝突中,演變成一部錯綜複雜且融會多元文化的歷史;而透過古道,不僅能看見台灣史演變的軌跡,也能領略許多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







線性空間保留活文化





古道專家楊南郡就古道形成的原因與目的,將古道分為社路、隘路、理番道路、開山撫番道路。社路是舊部落(大社)與新部落(小社),彼此之間往來聯繫的道路。隘路是漢人從平地進入山區拓墾的道路,即稱為隘路或隘勇路。開山撫番道路主要是清朝時期開鑿從前山通往後山的道路,目的在鞏固後山防務,鼓勵漢人移墾。理蕃道路則是日治時期的警備道路,主要為了控制山地治安,以及開發山地資源所開鑿的越嶺道路。





上述的分類偏向於戰爭與政治上的意義,另一位生態學者同時也是古道專家李瑞宗則強調古道的歷史意義,他主張古道是「具特殊歷史或文化意義的交通路線」,是一種獨特的線性空間,甚至是數條路線構成的交通系統,而非僅限於路線明確的地理區位,可說是一種活的文化資產。







民族遷徙形成綿密網絡





台灣的原住民族目前分為十三個族群,依據語言學及人類學的研究推斷,泰雅族在西元前三千年即已在台活動,是台灣最早的原住民族,也曾是原住民中分布面積最廣的一族。在數千年的族群擴展史中,大南澳泰雅族群系統最為龐大,其所形成的古道及歷史遺跡非常豐富,透過南澳古道的重啟,可以窺見近代原住民族遷徙的一頁滄桑。





早期泰雅族的活動範圍在現今南投仁愛鄉一帶,後來因人口增長分別往西北、東部及西南遷移,傳說兩百多年前泰雅族人翻山越嶺至南湖大山北山時,遙望北方的蘭陽溪及東邊的大濁水溪北溪,知道此地物產豐饒,適合繁衍子孫,於是兵分多路遷徙。其中一部分人東下至和平溪北溪上游的河階地建立了比亞毫部落(Piyahau),這是較早形成的部落;由此向東擴散出去,沿著南澳南北溪及和平溪流域建立各個社群,最後來到南臨海的大南澳平原。在族群擴展的同時,各部落之間的往來路線逐漸串連成綿密的泰雅古道系統,根據日治時期古地圖所標示的路線,共有七大路線。





大約在十九世紀末,南澳泰雅人已建立了十五個部落,是台灣泰雅族最密集的地區。當時南澳山區人口眾多、勢力龐大,部落與部落之間因獵場與耕地的生存競爭偶有衝突,但整體族群的發展穩定茁壯。







傳統價值隱沒舊路中





日治時期,日人為了殖民控制及山區資源的開採,在台灣各地修築警備道路和隘勇線。隘勇線的設立是為了踏查和砍伐山區中大量樟腦資源,沿線並設置高壓電網,以防止原住民侵犯並阻絕他們下山;警備道則是為了殖民統治與軍事鎮壓為目的。當時在大南澳地區建立有大南澳隘勇線、哥各朱警備道、富太山警備道、亞普拉塞警備道,以及比亞毫警備道,而這些不同年代興建的警備道,縱橫交織成比亞毫古道系統。相對於泰雅古道的路線,比亞毫古道系統對泰雅族人而言並非古道,而是日本人方便管制他們的日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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