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

台灣.香港.浮移之境 ─八十後與七年級留學生的望鄉筆談

文/岑學敏、林柏儀    

香港的發展,和各地移民是分不開的。



柏儀:



最近香港的電視台播放著一個廣告,有個小孩說:「瓦努阿圖(Vanuatu),我想住的地方。」因為這個移民顧問公司的廣告,很多香港人──包括我在內──才第一次聽到這個太平洋島國的名字。



看到這廣告,我就想:「有誰真的會移民到這些地方呢?」然後,我想起另一個公司「由代辦岡比亞(Gambia)居留權,到香港定居」的廣告。說普通話的一家四口,抱著女兒的爸爸說:「來香港定居,找XX吧!三個月辦妥,我們就是成功的例子。」然後女兒作個V字手勢,說了一句話。我聽了好多遍,才知道是在說:“I love Hong Kong!”



彷彿一切也明白了,這些廣告不是拍給本地人看,而是拍給想透過投資方式移民到香港的中國人看。瓦努阿圖也好,岡比亞也好,也可以是別的太平洋島國或非洲國家,都是移民到香港的踏腳石!當然,香港也可能是他們再移居別處的踏腳石。



看著這些廣告,一個曾經香港人很親密的詞語──「移民」──又浮現於腦海。記得六四天安門屠殺後,因為「九七大限」的問題,不少香港人都移民海外,所謂「走得的都走」。我大伯父一家移民到澳洲,而我家嘛,可能是沒有錢吧,就繼續留在香港。



林柏儀 台灣基隆人,現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社會學系博士生,關注青年的教育與勞動相關問題,致力於分析體制,並尋找超越的可能。



英國對香港,就像對其他殖民地一樣,不承諾這個地方的人曾經是他們的國民,並一直拒絕讓香港人取得居英權。不知道是為了彌補這種走不到的遺憾,還是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恐懼或沒有信心,在我決定出埠留學時,家人就跟我說:「有機會就入籍他國,走得就走。」



「移民」從來沒有離開香港很遠。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和我們年紀差不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我記得讀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都要填寫「籍貫」一欄;對於我這樣土生土長,卻不能把「香港」填上去的人,就只有填祖父的原居地。



於是,我成了一個在香港出生的「恩平人」、「四邑人」。這個「籍貫」困擾了我很多年,明明是個我根本沒有去過、甚至我老爸都沒有去過的地方,為甚麼我要叫「鄉下」(編按:在粵語中意指「籍貫」)呢?我的「鄉下」明明就是香港。



最初,我以為「籍貫」是為了把香港和中國連在一起。後來我又慢慢發現,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現在的中國城市都是超巨型城市,而我的「籍貫」早已被淹沒在這些巨型城市中。想想,「籍貫」其實是「在地」認同多於「國族」認同。我是一個恩平或四邑移民後代,這與香港是我的故鄉、我是香港人沒有衝突。事實上,香港的發展,和各地的移民──不只華人,還有亞洲其他地方的移民──是分不開的。



如果出埠升學以前,「移民」是我的前世;出埠升學,就使「移民」成了我的今生。做「香港研究」的學者,很常使用「流徙」(diaspora)這個關鍵詞。初時我以為這是因為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但自從出埠升學,才明白其實這正反映了這些學者自身的焦慮。



在亞洲仍然抱有歐美學術圈相對優先的思維下,「離開亞洲升學」成為某種前途上的「需要」;可我們都知道,畢業以後能否回家工作,其實取決於學術「市場」的供需。「移民」或某程度上的「流徙」,就成了我們的常態,分別只在於我們把自己想像成浪漫的expat(僑居者)還是困苦的migrant worker(移工)。



寫這封信時,英國又收緊了移民政策,不知道我們畢業時,會是怎樣呢?



學敏



2012/03/22



台灣的人與事,才是我感情上真正念茲在茲。



哈囉,學敏:



你提到香港的「流徙」狀況,我感覺和台灣有些相似,又有些差別。



台灣也是移民社會,但人口移出移入的比例和速度,應該比香港低一些。雖然一樣對未來有強烈不確定感,但一般人的思維是:也沒有辦法,只能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所以,「舉家移民」是相當罕見的。一面混雜著不安、無奈和面對國際/中國的無力或憤恨;另一面對這片土地有素樸、可愛的認同,台灣的本土意識,如今比以前更常感受得到。



我到英國念書之後,這個感覺更加強烈。除了食物、物價、生活環境的差異,會使我想念台灣;更大的不同在於:倫敦發生的政經變動固然重要(甚至一定程度上有引領全球的效果),但台灣的人與事,才是我情感上真正念茲在茲。



看到英國的布朗(Gordon Brown)、卡麥隆(David Cameron)亂搞,會覺得糟糕,卻不會太生氣;但看到台灣國、民兩黨的政客在胡言亂語,出檯惡質的政策,則會忍不住想反駁,非要有點回應。因此,儘管留學三年來,我經常看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卻從來沒寫過一篇投書給英國媒體;反而寫了不少評論文章回台灣。



有趣的是,似乎作為留學生,這種情感不能太公開地吐露。直到現在,在台灣,出國念書仍被認為是件「見世面」、「開眼界」、甚至「光耀門楣」的向上提升活動。如果出了國還整天關心台灣,會被看作要嘛沒認真在念書,要嘛就是還沒真的「融入當地」。人家也會想問:「這麼關心台灣,那幹嘛要出國?」



但,我發現很多來自歐洲大陸或南美洲的留學生,還是相當關心他們家鄉的大小事;甚至有網絡連結,一齊投入家鄉的社會改革。為何我們不行?相形之下,某種急切「脫亞入歐」的台灣期望,是否反映了我們心中既有的土洋差序格局:都來到歐美了,就該忘掉亞洲?



曾聽長我十多歲的歸國學人說著:「我們留學時都互相在比,誰研究的對象能越遠離台灣,就越厲害。」換言之,台灣有本土認同,但卻是很崇洋的。它讓你得時時小心,展現自身的優雅(把國際觀點帶回來?);卻不大想知道,原來國外也是問題重重,我們都活在一個大有問題的社會中。



或許,崇的不只是「洋」,更是「先進」;另一面,則是對「落後」的鄙棄。台灣常深怕自身成為「第二個菲律賓」。生活上,對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外籍配偶視如敝屣,深怕「我們」和「落後者」混雜了起來。這不只是「排外」,更是對落後的恐懼;但我們不討論為何恐懼落後,也不討論「先進」究竟對誰有利。



另一個既鄙棄、仇恨,卻又憂心不已的對象,就是中國大陸──既是中共政權,也是他們的人民。台灣政治的光譜,如今已非國民黨與反國民黨的對立,也非統獨的對立,而是「支持與中國合作」和「反對中國」的對立。兩者的共同點是視中國(人)為落後、威權、無文化、野蠻、搞共產的他者,但也震懾於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實力。差別僅在於:一方期望藉此獲利,另一方則擔憂被併吞。



我喜愛這片土地的人與事,但經常為右傾的政壇和不激進的社運而嘆息。還不確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只能說:要奮力而活,才能精神清醒地繼續走下去。我感覺香港似乎還比較有希望一些,特別是如果能不只追求選舉民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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