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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越善惡概念之處，有一片原野。
我會在那裡與你相會。
當靈魂躺在那片草地上，世界就圓滿地超越了語言。
觀念、語言、甚至你我的分別，都不存在了。」
——魯米(Rumi)，十三世紀蘇菲派詩人
時序進入2013年的台灣社會。
解嚴近26年後，島嶼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就在馬英九總統連任第二年，台灣社會在階級壓迫的問題上，有了如是令人難忘的一幕：國家聘用80名律師對一千兩百名的關廠工人與保人提起告訴，「全國關廠工人連線」一百多名勞工在台北車站集體臥軌。對於這個赤裸的階級壓迫的政治問題，國家元首一如以往地表示以法律問題處理；月台上一群民眾叫囂著要警察「抬走」，甚至要火車將這群臥軌工人「輾過去」……，構成了21世紀台灣島嶼冷酷無情的「悲慘世界」畫面。
遺忘的不是身影，而是精神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閱讀林麗雲、蘇淑芬與陳瑞樺三人共同勞作，出版剛滿一年的《尋畫》二書，重新觸及與陳映真情同手足，也在1968年同案入獄的畫家吳耀忠的左翼心靈軌跡，及一幅幅對勞動人民充滿情感的作品──從世代與社會現況的角度而言，或可稱此一尋畫行動的過程與成果，乃召喚台灣解嚴前後，曾受陳映真文學影響，如今已是中壯年世代魂魄的「招魂之書」。
相較陳映真近年在台灣重新受到的重視，吳耀忠的身影與作品，確如林麗雲所言，是為後人所忽視與忘卻的。在文末與卷初，作者自述，尋找吳耀忠的動機，是重新記起「一種精神、一種做為人的意義與態度」；也是探尋吳耀忠一生透過繪畫所留給世界的美好元素，以及相應於自己曾受到這些美好元素的觸發，迫不及待想從藝文想像空間，走入人群與社會的理想與熱情。如同當年與陳映真等人一起研讀左翼書籍的日本外交官淺井基文所說的：「……我真的很佩服他們，他們的真誠，他們對使命的奉獻。……認識他(陳映真)之後，我發現不應該只為自己而活，更該為一些更偉大的東西才對……所以當我離開台灣之後……當我對一些事情如自己的未來或類似的事情變得野心勃勃的時候，每當這種情況發生，陳映真的身影總是會出現在我的眼前，說：『你確定嗎？』(笑) 所以他是我的一面鏡子。」
尋回的不是記憶，而是理想
於是，《尋畫》不唯是作者企圖透過尋找吳耀忠散佚各地畫作的過程，欲再現一種利他精神或人格力量、召喚自己過往曾對人間懷抱淑世理想的青春之魂；更重要的，是透過《尋畫》的勞動成果，歷劫流轉的台灣後解嚴社會，每個透過閱讀行動與吳耀忠精神交會的心靈，或將有所感地招回自己或未嘗消逝，或正在淡忘、消翳中的淑世願力──從而，在政府與資本家共謀尤甚，土地、環境與居住正義淪喪，勞工、農民與失業者無以為繼，核電鬼魅依然驅之未去的當下，凝聚島嶼愛與良心之魂。
對今日的青春世代而言，吳耀忠或陳映真的人格魅力，他們的希望與挫敗、幻滅與堅持，或許也將從一無所知的陌生到初識，從初識到有所領會。則這斷代的記憶與歷史的重新填補，或許不無可能地，也將召喚出下一代新生的理想主義精神。
不為市場，而為勞動者創作
同以《尋畫》為題，本書在出版上分為兩輯。一本是尋畫三人小組企畫，副標為「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的藏畫故事及畫冊，另一本則是林麗雲將尋索過程執筆成書的「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雖然兩書分別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但在閱讀上若能並讀，將可更立體深入地瞭解吳耀忠一生的創作歷程與人格、思想的養成經歷。值得一提的是，透過藏畫故事，讀者可以相對豐富地閱讀曾與吳耀忠相交的心靈，時隔多年後的追溯與省思。
事實上，由於吳耀忠的左翼思想，他不願將自己作品標價出售，故其油畫創作皆由親友收藏居多，初始即未流入「市場」（註）。但台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文藝青年們，很少未見過由吳耀忠創作的書封。除了多數可見於遠景出版社出版的小說書籍，吳耀忠也為遠行、四季出版社、《仙人掌雜誌》、《台灣文藝》、《大地生活》等刊物封面繪圖。而他執著的寫實主義畫風，也表現在陳映真主編的《諾貝爾文學獎全集》（遠景出版）的作家群像中。這些風格鮮明，多數為勞動者形象的精采書封，無疑地，曾是彼年代的文藝青年難忘的人文風景。
身為一名繪畫才情自小便嶄露無遺的天才藝術家，社會主義思想的理念，使吳耀忠對自身作品的「商品化」無法認同。1978年8月，吳耀忠在《雄獅美術》接受許南村（陳映真）訪問時，便留下這段對自身作品之於商品關係的思考：「畫在一切藝術中，怕是最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用框子一框，掛在堂皇的客廳中，成為財產，且有投機性的市場。繪畫的民眾化首先必須打破它在需求上的稀少性；版畫、蝕刻、平板印刷提供了繪畫作品之大量生產的可能性。因此，在充分把握印刷美學的基礎上，繪畫作品的大量印製，是一條有意義的道路。我的畫並不怎麼樣，但從來沒有以讓少數人收藏為高的想法。封面設計使我實現了一部分願望。」
吳耀忠說這段話時，才剛出獄三年。顯而易見的，他並未因七年監禁與刑求的歲月，改變自己的左翼理想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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