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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哥大半人生都在病房度過，活得像個木偶，到農場後他慢慢活回一個人的樣子。我在農場拍的照片中，以昌哥為對象的占了多數，可以說他是鏡頭下最有戲的。
鏡頭沒說的是……
一起，讓他們成了我們
「他們．我們．故事」這一系列照片，拍的是我和一群精神障礙者一起工作跟生活的故事。當初定下這個名稱，我思考的是自己與「桃源二村有機農場」（現已改名為「風信子有機農場」）產生關係的過程。
當我開始接觸這些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的時候，我與他們的關係是「我們」與「他們」。我不可避免地把被社會忽略的這一群人視為「他們」，而未罹病的我則安處在所謂的「正常人」的「我們」裡面。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農場上的這群人，也把我視為「他們」，一個不是病友的外來者，一個管理他們的管理員。
然後，是一個認識對方、理解對方的過程。我們一起工作、一起吃飯、一起聊天、一起生活，我們漸漸把對方視為同事、視為夥伴。我說了「我們」了嗎？是的，後來「他們」與「我們」之間的界線逐漸產生了模糊，「他們」被接納到「我們」裡面。
當我在農場的拍攝進行到一個階段，回過頭去檢視照片以及我的拍攝行為時，我認為應該可以定義這些照片想要說的，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被看見，才可能被理解
「桃源二村有機農場」是一個夢想。相較於社會上普遍將精神障礙者負面化，有一群人意識到精神病患更貼近事實的另一面：精神病患也有生活與工作的能力，也應擁有屬於人該有的權利與義務。於是這群人希望開創一個空間，去證明並且實踐這一個想法。後來這群人以農場為基礎，進一步成立了「社團法人台灣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推動精神障礙者權益工作。
我在這時進入協會工作，初期是在協會開設的麵包店擔任店長，後來麵包店因成本不堪負荷而結束營業，我的工作場所轉到農場。在農場工作期間，工作人員們經常對所謂的精障權益進行思考與討論。除了提供工作機會以外，我們還嘗試尋求可以讓精障者的真實面貌更被看到的行動。我們認為，如果要被看到，就應該將農場的故事記錄下來。而我原本就在以拍攝來記錄自己，也因此與農場的精障權益促進行動產生更深刻的連結，成為可以呈現出夥伴們被看到的紀錄文本之一。
那界線，其實模糊難辨
在此之前，我就已經習慣帶著相機拍照，某種程度，拍照是我的自我療癒，幫助我跟這個世界維繫著一種現實關係；只是拍下來的照片多半是給自己看的，也往往不帶有什麼意識。而在農場工作期間的拍攝，是處在一種長時間與他人工作、生活的緊密關係，我的鏡頭開始更關注在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由於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呈現夥伴們的「疾病」而拍攝，我按快門的目的在於生活的景象，所以照片中的夥伴看起來多半不具外界對精神障礙者想像的形象，反而呈現出與你我一樣的普通面貌。這讓「他們．我們．故事」系列照片變成一個真正的經驗，一個認識精神障礙者除了生病以外，其實也跟我們沒有什麼不一樣的經驗。
這系列照片，是我第一次進行主題式的拍攝計畫。在這之前跟之後，我都把鏡頭朝向街頭，因為街頭是一個充滿各種人事物而內容豐富的舞台，這是我最感興趣的所在。但農場系列照片卻更豐富了我日後的照片，讓我在街頭所拍攝的照片可以與之產生對話。譬如當我在思考類似「社會邊緣」的主題時，精障者跟非精障者可以相互參照，邊緣這個概念的探討可以更深入；這一點在我將兩者並置，卻讓人難以分辨出誰是病人、誰不是病人時，更充分地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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