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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oogle鍵入「精神病」和「攝影」這兩個關鍵字，很容易找到好幾個「女攝影師拍精神病弟弟的世界」這樣內容大同小異的華文網頁連結──這就是我最初認識Simona的方式。
精神病人在現代攝影並不算是一個很罕見的題材，但近距離拍攝自己患病家人的系列作品，倒是特別。Simona在15歲時第一次拿起父親的老相機拍照，後來也靠著同一台相機開啟了創作生涯。閱讀她的照片和自述文字，任何人都不難解讀到她對大千世界充滿熱情；而“Due persone chiamate 'mio fratello”（英譯：Two people called my brother）這個系列，透過了再現患有精神分裂的弟弟Lorenzo的日常生活，更格外凸顯出Simona對家人深刻的愛。
在通信聯繫的過程中，她曾對我說：「從小我就認為攝影是自己想追求的道路，但家裡的情況總使得我必須分心去做其他事。我覺得自己需要把那些失去的時間找回來，但又不想太著急，我只期許自己能把那些想說的故事，挖掘得更深一些。」一位深愛攝影的人，在面對人生現實時能如此有耐心地調適自己的腳步，其鏡中影像的溫厚程度，自然也是可預期的了。
Simona最近剛成為一位媽媽，相機，或許得更常擱著了，但持續磨練的「愛」，相信最終仍能成為滋養她影像作品的重要養分。
佳禾（以下簡稱J）：我們知道“Due persone chiamate 'mio fratello”是關於你弟弟的故事，能不能說說他的情況？
Simona（以下簡稱S）：我跟弟弟從小感情就很好。我念大學時還曾經獨自跟他一起生活了四年。直到畢業時，我覺得是時候該分離了，才分開住。在那之後，有時候我們會很常互相打電話或拜訪對方，但有時候也會幾乎沒有什麼聯繫。Lorenzo在17歲時曾經一度有藥癮，當時我父親也正好開始生病；18歲他開始出現幻聽的癥狀，後來被診斷為「精神分裂」，從此就長期接受藥物和心理治療。
因為這個病，Lorenzo曾經在機構裡住了一段時間，但他紀錄不良，經常在該就診時開小差。不過話說回來，我也從來沒喜歡過那個精神健康中心。它位在一條長廊的尾端，在老人之家的後面，我常常想起那些年耗費在小小等候室的時間──醫生老是遲到，有時候甚至根本不怎麼注意他的狀況。我每次回家總會帶著怒氣和酸楚，但卻無力改變那情況。
然而，Lorenzo的狀況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故事。他以前是個大菸槍，但現在已經戒菸了，而且還會主動打掃房子；當他來拜訪我的時候，甚至會幫我做家事、洗碗盤。要是早幾年，我絕對想不到他能改變得這麼多。他現在甚至已經停止服藥了，雖然，老實說，我無法斷言這樣是好或壞──不管吃不吃藥，實際上都無法掃除他眼底的悲傷。
除了他的改變，我自己跟他的關係與互動也改變了很多。這麼多年來，除了透過書本幫助我去暸解他，直接的經驗更是教了我非常多，那些學習甚至對我其他的人際關係幫助也非常大。因為他，我培養出了一種不同的知覺，能試著去暸解肢體動作、眼神，而當別人跟我說話時，我也更能夠聆聽。
現在我不再試著去「暸解」了。當Lorenzo想表達他自己時，我就聆聽；而他也知道，老姊是可以給他靠的。
J：所以他現在一個人住？生活沒問題嗎？
S：我很想說他現在已經完全能自立自足了，但其實還不能。他目前雖然獨居（有三隻貓咪陪伴），但我媽還是常去照顧他。Lorenzo的住處離我媽上班的地方很近，她時不時過去看看，也給他帶上一些生活雜貨。現在，我只在發生嚴重問題或必須解決某些事的時候才介入。簡單但不太精確地講，我現在必須替代「父親」的位置（雖然我的老爸還在）。Lorenzo知道有老姊可以依靠；但該當面訓誡他的時候，我也不會遲疑，即使有大吵的風險也再所不惜。
J：那麼這個攝影計畫是怎麼開始的？
S：某次我去參加一個攝影節，在回家途中就突然有了這個念頭：「為什麼我從沒說過自己弟弟的故事呢？」那些在攝影節中看到的照片究竟如何觸動了我，也說不上來。但總之，很多年前的某個8月31日，我意識到自己應該要把Lorenzo的故事說出來。
拍攝Lorenzo是讓我能陪伴在他身旁最自然的一種方式。開始的時候，我們倆都覺得很好玩。他很高興有我陪伴；我也非常開心能用這種方式，誠實地訴說他的故事。先前他因為一個可能影響腿部功能的良性腫瘤而住院治療，我也跟著在病房裡拍起照來。當時醫生和護士一度誤認他是個有名的演員，所以我索性也把他當個明星來對待。Lorenzo有種能吸引身旁人的特質。他是唯一被允許在房裡抽菸的病人，護士們也總是很勤快地關照他。他不但是病房裡少數的年輕病人，肯定也是少數能待比較久的。為了不讓他覺得孤單，我每天還帶一位不同的朋友去探視他。（題外話，這些可是我私下社交吃飯請了不少酒錢才換來的陪伴！）
總之，攝影就是我在他艱苦奮戰期間陪伴他的方式。最近我當媽媽了，新生活階段正要展開，我希望Lorenzo也能得到更多勇氣，繼續待在我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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