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章

最早的納粹大屠殺口述史:大屠殺倖存者之聲

文/馬可‧伯曼(Mark Burman);譯者/朱怡康    

重獲自由之後,無數的人都要從傷痛中重新站起來。
1946年9月下旬,德國威斯巴登(Wiesbaden)。此時正好是猶太曆的新年(Rosh Hashanah),一年的開始,也是猶太教的審判日,猶太教徒相信上帝會在這天記下我們所有的善行、惡行,以及其他種種作為。然而,在這飽受戰火摧殘、最近才重建的猶太會堂裡,正在進行的是另一種紀錄,記錄者的目的並非為了上天的賞罰,而是為了讓美國大眾明白真相。

這位五十九歲的學者帶著二十七公斤重的設備,其中包括當時最先進的錄音器材。三個月前,大衛‧波德(David Boder)離開了芝加哥舒適的校園,扛著笨重的儀器來到了戰後殘破不堪的歐洲。他來到這裡,是想記錄、分析數以萬計受納粹迫害而流亡之人的創傷記憶。

到目前為止,已有數百名流亡者接受了波德的訪談。在剛開始時,波德所知有限,但到現在,他已聽了無數駭人的經歷,這些慘禍已銘刻在他的腦海之中,再也揮之不去。

1946年9月的這場訪談是他所做的最後幾場之一。波德會說九種語言,包括意第緒語。在過去一小時中,名叫安娜‧柯維契卡(Anna Kovitzka)的年輕女子以意第緒語訴說著自己失去了什麼、如何逃過迫害活到現在。在斷續啜泣中,她所訴說的悲劇已經接近尾聲。

「我現在⋯⋯在幼稚園做事。那兒有二十個猶太孩子,我陪他們玩的時候,就會忘了過去的一切,因為身邊又有了猶太孩子。可是下了班回到家,我又是隻身一人⋯⋯。像今天是節日,但那些會陪我過節的人都到哪兒去了呢?⋯⋯我的親人都不見了,留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安娜輕聲啜泣著,聲音逐漸消失在秋日午後的暮色中。波德不經意地稍稍後傾,感到緊張、不安、精疲力盡,他知道自己該離開了,但他也知道,這次訪談再次揭開了這名年輕女子的傷疤。

1939年9月,戰爭開始降臨在安娜身邊。先是波蘭家鄉基爾切(Kielce)遭德軍濫炸,接著是逃亡、進入猶太隔離區、集中營、死亡行軍,最後在1945年4月1日,終於被美軍釋放—諷刺的是,當時正好是逾越節期。原本出於安全考量,安娜將尚在襁褓中的嬰兒托給鄰居照顧,但就在戰爭落幕的幾個月前,她發現鄰居背叛了她,寶寶已遭謀害。安娜失去了一切,也失去了所有對她重要的人。在錄音帶即將耗盡之前,波德湊近了麥克風,用他帶著濃腔的英語說:

「我們的結論是⋯⋯這位女人所說的故事⋯⋯就像我們從別人那裡聽過的如出一轍⋯⋯但在她說完之後,我不禁感到一陣恍惚⋯⋯誰能為這一切評評理呢?誰又能評斷我的工作呢?今晚,我就要離開這裡前往巴黎,這個計畫也將告一段落。」

其實,波德的計畫才剛要開始。他於1961年過世,然而直到今天,這個漫長的計畫才可說接近尾聲:他1946年所做訪談的全部紀錄與翻譯,現在終於全數上傳於「大屠殺倖存者之聲」網站。隨著計畫結束,我們這些現代人終於能為他的工作「評評理」,而此計畫的成就,絕不容小覷。

劫後餘生者的第一手經驗

拜攝影機之賜,在今天,大家對難民營與戰火下的斷肢殘臂早已見怪不怪。然而,點進「大屠殺倖存者之聲」網站,聽聽波德的原始錄音檔,還是能讓你身歷其境地掉進那股陰鬱的氛圍,切身感受二戰之後的種種真實悲劇。這些錄音檔是大屠殺最早的「口述歷史」,早到這些倖存者還來不及讓時間沖淡傷口、來不及重塑自己的經驗。

這些故事糾結著一個失序的世界,在難民營、孤兒院裡臨時湊和起來的訪談室中被記錄下來。錄音帶錄進了車聲、人聲、甚至腳踏車推進推出的聲音,受訪者不時還會笨手笨腳地碰到記錄他們故事的神奇儀器。

歷時五年的大屠殺時期,這些受訪者被貶抑成「劣等人」、一組烙在身上的數字,他們如畜牲般遭人驅趕、毆打、屠殺。歷劫歸來後,波德請他們談談在大戰開始之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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