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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成為中國思想燦爛勃發的時期，原因其來有自。累積近八百年的周文制度（周朝的行為準則、範式規章），在東周中葉瀕臨崩壞，由於王綱解體，歷史自此打開了一道裂縫，諸子百家便應運而起。在社會劇烈動盪，居下不安，居上亦不安的亂世，哲人針對眼下難題，紛紛提出解決之道。東西哲學的黃金年代時間點相仿（孔子與亞里斯多德僅相差百餘年），意義卻大不同。這時候的中國哲人關注的是現世人生，如何讓思想對應到人民。
然而，無論九流十家有的主張去功利，有的主張去現實，終究只在個別立場見出了個別面向。「法家起來了，幾十年過去就沒落了；墨家起來了，幾十年過去就沒落了。」陳老師認為在這當中，唯有孔子看到了禮崩樂壞背後的癥結。陳老師說：「孔子是第一位接納過往以延續未來的思想家，為什麼《論語》直到今天仍舊適用，因為他不只想解決當下的問題，而是立足於人心共同的嚮往。」
在陳老師看來，孔子的時間感異常敏銳，不單單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一類外在規範，更是洞悉了無論時代淘洗興迭，對於安適的渴求永遠是心之所向。孔子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觀察角度，令《論語》當中儘管少有政治思考，卻有了「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註腳。如今我們以《論語》應用到求學、職場、交往、處事，莫不是因為生活中的林林總總，全出於人心二字。
再民主也沒有的思想路數
攝影／任中豪CTPphoto
近代或有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例抨擊孔子，將封建與守舊、專制畫上等號，其實儒家是再民主不過的思想路數。姑且不論孟子率先提出「民為貴、君為輕」，就是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也打通了儒者學優而仕的通道（漢初官員多為沙場上建功立業的莽漢），一洗朝廷氣象。董仲舒捨棄了於執政者有利的法家，反而選擇了「與百姓共享」的儒家，奠定西漢百年盛世。與大秦帝國的極法極刑相較，成效可見一斑。
而孔子儘管官場失意，卻也收之桑榆。陳老師說：「單單從前後期的學生性格就能看出些許端倪，」子路子貢的政治抱負，對照曾家父子的風乎舞雩，孔子自身也起了一些變化。「後期他開始思索如何將周文傳統吸收消化、醞釀整理，進而轉化成為授課教材。《論語》當中所說『學而時習』正是這樣的工夫。」也因為這樣一份教材，讓千百年以後的我們有了奉行的準則。如此塞翁失馬，恐怕孔子也未知是福是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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